殺死那個法國人

如果你認爲你對面的人下一秒就會殺死你, 你會做什麽?

答案幾乎已經包含在答案裏了, 你可能會開槍. 於是扣下扳機后, 你活下來了, 但你剛剛殺死一個和你一樣害怕的人, 恐懼并沒有隨著扳機的扣下消失, 而是變成了更加具體的感受; 一個士兵蜷縮在戰壕裏, 四肢不斷發抖, 他聽得到不遠處炮彈砸到地面上的爆炸聲, 卻不知道下一發會落在哪裏, 有可能更遠, 也有可能在自己脚下; 水下, 槍聲, 尖叫, 爆炸, 耳鳴與視綫受阻, 或 飢餓、泥土、疲勞、蟲子、炮擊、鞋子、食物、睡眠, 以及某個昨天還在說話的人突然死了. 我們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宏大的歷史概念, 逐漸被這些微小的身體經驗解體, 唯一剩下的只有我能不能活過今晚. 對於國家而言, 這可能只是一場戰役; 對於軍隊而言, 這只是一場行動; 對於歷史學家而言,這可能只是是「1914—1918年」, 對於一個在場的士兵而言, 它可能只是非常漫長的:“我不知道一分鐘後會發生什麽”

我很難與不應該判斷到底是哪一個具體的士兵的錯, 兩個士兵在戰壕中相遇, A 開槍殺死 B, 從最直接的因果當然是 A 殺死 B, 但 A 是否應該為這件死亡承擔道德責任? 這是我們最開始的問題. B 可能在幾秒前想著與 A 相同的事, 如果我不開槍, 他就會殺死我, 雙方實際上處於完全相同的心理位置, 他們通常完全不認識彼此, 可能一個是法國的農民, 一個是德國的工人, 兩個人沒有決定戰爭, 也沒有敵對敵對國家的政治目標, 他們甚至可能在戰爭開始前對對方毫無敵意, 甚至於可能成爲朋友. 戰爭把判斷濃縮為了一個制度化的二元結構, 他是敵人, 他會殺死你, 所以你要先殺死他. 個體之間原本不存在的敵意, 被一個更大的政治—軍事結構製造出來

保羅在彈坑裡近距離刺死一名法國士兵 Gérard Duval. 真正讓人難受的並不是「保羅殺了一個法國人」, 而是他和這個人被迫在極端近距離接觸之後, 突然看見了對方作為一個具體人的存在. 他甚至開始想像對方的生活, 家庭和職業. 這時候「敵軍士兵」這個抽象類別突然瓦解了. 剩下的是: 我剛才殺死了一個人. 而最殘酷的地方在於, 戰爭不會因此而結束

士兵害怕死亡, 於是他要殺死另一個同樣害怕的人, 殺死對方后, 他又不得不面對自己做過的事, 在等待敵方的衝鋒前, 他需要先在炮擊下活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