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欲》中的死亡前置与官僚重写

剛看完 IKIRU, 也就是黑澤明的生之欲, 對後半段渡邊突兀死后官僚系統開始重構他做過什麽的過程很感興趣, 與大部分電影不同, IKIRU 通過官僚回憶結構來重構渡邊的最後行動. 這很像一個時間悖論, 我們在知道他已經死亡的前提下,仍被迫開始觀看他生前在官僚視角下的所作所爲. 死亡從前半段的未來既定展示事件變成了前置的背景事件. 通常, 死亡應該是發生在某件’偉大’的事結束之後, IKIRU 把這件事處理爲一種已經發生且被提前確認的事實. 所以產生一種很奇怪的行爲, 你在敘事上還在跟隨他, 但敘事邏輯已經站在他之後, 兩種時間軸的交叉會讓人感到突兀.

我的观点里 IKIRU 这部电影關注的不是死亡瞬間發生的意義, 而是死亡之前行動行動是否還成立, 如果死亡變成高潮, 意義會被重新吸收到個體情感尺度裏, 但我感覺黑澤明可能正试图避免這一點, 也就是意義已經在生前的行動在他人尺度下完成,而不是死亡瞬間賦予. 現在聊到後面的内容, 儅個體完成意義行動后, 社會并沒有实时理解他, 而是通過事後敘述, 討論與官僚會議解釋他, 這種解釋往往較爲滯後, 因此與個體生命脫節.

講講官僚重寫部分, 這段我覺得很特殊. 有兩條綫,分別是渡邊的個體經驗層面以及官僚重寫層面, 因爲巨大的時間壓力渡邊每一步行動都需要其具有行動意義, 這與其内部的焦慮, 猶豫, 推動, 堅持不可切分. 官僚系統的認知層面是離散的事件序列, 所以是重寫他而不是解釋他. 省錢的行動是由生存壓力驅動, 但回憶結構則會重寫為”爲了XX行動目標”努力.複雜的心理結構被壓縮為’敬業”責任感’等制度語言. 渡邊的意義生成行爲本來是在内在完成,在會議結構中被重新定位爲’對組織的貢獻’, 感覺這麽結構分析有些取消渡邊本身的意義結構. 社會結構往往無法直接接觸意義生成過程, 它只能結果, 有點能扯到高現代主義批判? 最近總是或多或少想到這個領域.

前面一大段内容都在結構分析, 我本來想在存在主義角度下開始個體分析. 渡邊確診胃癌后時間尺度被壓縮到了五個月 的尺度下世界結構被徹底重寫, 在開場白中旁白就為渡邊做出判斷: “不,這不能稱之爲活著” 雖然理性知道會死, 但日常意識會把未來自動處理爲模糊延展的背景, 海德格爾把這中狀態理解爲沉淪于日常性, 渡邊在 30 年中, 被工作, 流程, 習慣, 社會角色包裹, 死亡被制度推到抽象知識層面, 而不是現實結構. 渡邊前半生基本就是這種狀態的極端化版本, 他完全嵌入了官僚時間裏, 就像一個完美的齒輪. 胃癌的到來擊碎了按部就班的官僚日常, 五個月 讓以後會好起來, 以後再開始的延期意義崩塌. 時間這一容器開始肉眼可見的擠壓空間,壓力. 這也能解釋爲什麽渡邊前期表現出那樣的精神質, 游離, 失序, 那不是單純的存在主義焦慮, 而是整個意義組織系統在失效后的解體. 人們往往可以通過”自我投射” 逃避當前存在, 把真正的自己放到未來完成, 但渡邊被剝奪了這種權力, 就像一個木乃伊. 所以其進入了一種極端裸露狀態, 過去無法修改, 未來極度有限, 所以只剩下當前行動本身, 渡邊在最後陪女職員走下樓梯那段很有意思, 樓上的人們為一個遲到的人提前唱到: “happy birth day ~“,我傾向于認爲這樣的暗示是非常明顯的. 當你的未來被極度壓縮到五個月的尺度, 問題會從怎麽再活五個月變成如果只剩五個月,我此前的人生究竟算什麽?以及,我如何在這五個月留下來自我痕跡? 這直接動搖了官僚敘事對主體自身歷史的綁架. 所以後面渡邊在感受到外都無法提供意義后, 逐漸轉向了具體行動, 并不是變得樂觀, 而是短時間尺度下,只有可完成, 可落地, 不可延期的行動能夠維持存在感.

但我的這些理解較爲理想化, 實際上簡化了一部分機制, 在渡邊的葬禮中同事實際上也在試圖以個體角度重構渡邊, 而不僅僅是歸納爲 敬業, 順達一提, 渡邊的葬禮會議上人们都藉著酒勁説著大義凌然的話”不能讓渡邊白死”, 與之後周而復始再次開始踢皮球的輪回還真諷刺, 不過也不能太過, 至少有一個人站出來? 畢竟制度對於人的異化不是一蹴而就, 不是一個簡單的 虛僞 即可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