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能引发哲学思考,不等于它在设计上就是优秀的哲学作品.有时只是因为它太贫瘠,迫使你去补意义.就像看着一堵空墙,你开始思考存在主义,但这不代表墙是加缪设计的.
在上面那段話有兩個判斷標準.一個是 系統的結構屬性 一個系統如何設計決定了人們怎麽觀測這個系統; 一個是觀測者在置身系統時產生的解釋行爲 這兩點有時候會被下意識混在一起聊.
先從第二個標準開始講起.一個系統是否引發"哲學思考".比較大程度看這個系統的信息與約束是否欠定[1],如果系統給出的約束(或則完全沒給)時.觀察者就不得不將已有框架套用到這個系統中.這個框架可以具備任何性質[2].借以消除自己的認知失焦,但這種思考往往是自我映射.在這種情境下產生的哲學思考質量往往完全取決於觀測者的思維密度,而不是系統的精妙[3]
我認爲真正的哲學系統是不同的.它往往在一個系統中引入結構性張力,例如一個不可完全決斷的規則空間.亦或者是多種解釋共存但不可歸約的結構.某些藝術裝置.文學結構,甚至制度設計.複雜性在於"有很多約束但無法合理閉合".而不是簡單的缺乏約束[4].
擧個例子,就像Jean-Paul Sartre 与 Albert Camus 对 Soviet Union 的態度.二戰結束的一段時間裏.薩特傾向於把蘇聯的歷史形容為"歷史進程工具",他的框架裏認爲制度的價值并不是東當前的結構就能得出的,而是需要結合其在歷史進程的位置.他可能存在壓迫.官僚化與系統性暴力[5][6],薩特在二戰結束時其制度現實與理想出現了明顯落差,由於認知補償,薩特將意義從對結構的分析潛移默化的變爲了通過歷史敘事定位.加繆的立場則幾近相反.他在批評蘇聯體制時强調"如果一個系統在結構上的持續的將抽象目標置於具體個體之上,即使目前為并未產生壓迫,這種制度本身已是制度意義的一部分.而不能被解釋爲偶然誤差[7]"
這就是一個完整系統的哲學張力,實際上薩特與加繆的觀點都有可被反駁的論點,但非常難做出定論.目前社會更偏向加繆,一部分原因是歷史進程支持.如果將歷史逆轉.將很難判斷到底誰是相對正確的.但從個體視角下,蘇聯的暴行是不可辯解,反人類.這一點無需反駁
剩下的懶的寫了,想累了
一类解释把意义视为可以由观察者投射进去——当现实不足以支撑理想时,通过历史,未来或宏大叙事来补充意义
另一类解释则要求意义必须在系统结构中可被分析——例如规则如何分配权力,如何处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冲突.
- 有空想想下一個問題,在多大程度上,一个系统的意义可以由解释者补充,而不是由系统结构本身决定
- 無意義的空墻被賦予空虛宏偉的哲學解讀有多大程度是讀者的個人理解還是被社會敘事灌溉進去的空指針?
underdetermination.其實也就是給出的約束是否滿足一個唯一的定論. 在科学理论中，不充分决定论是指现有的证据未能充分地、圆满地指出某个结论应当获得接纳。以逻辑论解释，即是指存在两个或多于两个命题，使该命题为成立现有证据A的充分条件，但没有任一命题为成立现有证据A的充要条件。Underdetermination - Wikipedia ↩︎
美學,倫理,甚至是形而上學 ↩︎
我一直想吐槽的一點.當代流媒體喜歡把看對於這個系統主體性膨脹解釋視爲這個無意義系統的唯一解釋,這何嘗不是一種愚昧呢,個人觀點 ↩︎
哲學思考的產生并不等於哲學内容的生成,很多時候只是用主體填補空白的意義,而對於複雜系統的思考强迫你分析結構矛盾與概念張力 ↩︎
卡廷大屠杀，又称卡廷森林大屠杀、卡廷事件或卡廷惨案（波兰语：zbrodnia katyńska；俄语：Каты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是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于1940年4月至5月间对苏联入侵波兰时俘虏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此次屠杀起源于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关于处决所有波兰军官成员的提议，正式文档于1940年3月5日由包括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在内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签署批准[1][2][3]。遇害人数估计约为22,000人，最常见的数字为21857人[4]。波兰议会认为这起事件是苏联对波兰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5]。 ↩︎
也就是 “結果決定過程的意義,解釋力很强不是嗎” ↩︎
好像寫偏題了,有點僵硬看著就像硬生生套用進去. “如果一個系統在結構上的持續的將抽象目標置於具體個體之上,即使目前為并未產生壓迫,這種制度本身已是制度意義的一部分.而不能被解釋爲偶然誤差” ↩︎